2021年開始，我國進入了新發展階段。按照下一步的目標，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到2050年建成現代化強國，一個重要的目標是要促進共同富裕。

不過，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熱點問題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的教授、中國扶貧研究院的院長汪三貴表示，盡管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消滅了絕對貧困，但是，相對貧困的解決仍是長期問題，特別是怎樣防范貧困人口返貧，仍然任重道遠。

“當前，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仍存在貧困問題，美國現在還有4000萬貧困人口，貧困發生率12%;英國的貧困人口1000萬左右，按人口比例看有15%。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從長遠來看，未來的減貧就是解決相對貧困問題。”汪三貴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福建農林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溫鐵軍發現，盡管我國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證明貧困地區在多業態的生態化發展上是具有優勢的，但以往的制度體系中，不少政策體系更有利于粗放的數量型增長，而不利于質量效益型增長。

“比如，農村中的相對貧困在于，大量的空間生態資源因其整體性而具有非標性，難以被現代市場經濟推入貨幣化或者資本化。因此，農民只能在一般的資源性生產中獲得相對較低的收入，但他必須支付的現金開支是水漲船高的，特別是因病致貧、因學致貧，這是因為教育、醫療收入飛快上漲，遠遠高于其他方面的開支。”溫鐵軍表示。

因此，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變革推進生態文明領域中的深化改革，帶動脫貧攻堅戰與鄉村振興的有機整合，且帶動生態化的發展轉型。

相對貧困仍是難點所在

我國脫貧攻堅全面勝利，意味著歷史性的消除了絕對貧困。絕對貧困代表著人的吃、穿、住、安全飲水、基本的教育和醫療等基本需求沒有得到滿足。不過，絕對貧困的消除并不等于消除了一切形式的貧困。

汪三貴認為，當前，應該制定相對貧困標準的原則，同時，為了實現國家反貧困目標，要建立長效機制，并且明確提出要健全“幼有所養、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城市化進程，更多的人口進入城鎮，所以未來城市的相對貧困問題也需要統籌考慮。

“我國剛剛邁過了消除絕對貧困這一門檻，接下來，鞏固成果，防止返貧復貧，仍是非常艱巨的任務。政府的職能部門要在思想上、在行動上、在政策上能夠把鞏固扶貧成果和繼續深入開展減貧工作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中誠信集團董事長毛振華表示。

在毛振華看來，鄉村振興是脫貧攻堅戰的后續工程，現在，怎樣抓鄉村振興工作是現在值得研究的問題。國家重視程度不言而喻，但目前仍缺乏比較系統的從理論到實踐的指導。

“鄉村振興工作是一個長效機制，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多方合力。農產品價格不高，因此，要以產業和就業為基礎，否則難以保持。”毛振華表示。

一個困難在于，鄉村搞產業困難較大，毛振華建議，應該將縣城作為發展產業的中心。縣城有比鄉鎮更好的條件、環境、自主能力、產業需求和產業供給、人才等，是新型城鎮化建設非常重要的發力點。

以鄉村振興促進共同富裕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葉興慶看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我國新發展階段，促進共同富裕，打通低收入人口上升通道，防止階層固化的一個重大舉措。

“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讓它能夠以更大的比例傳遞到農村低收入人口，有三個問題需要解決。比如，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階段，要讓農村低收入人口更大比例的獲益，低保的覆蓋范圍和政策工具的調整;同時，要通過鄉村振興讓農村低收入人口能夠更大比例獲益，要認真總結和吸取脫貧攻堅期間的一些做法;此外，相當一部分脫貧戶的收入結構對政策性轉移支付的依存度偏高，這都是難點所在。”葉興慶表示。

比如扶貧產業，產業扶貧的市場化程度應該比較高，應該由受扶主體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但是在不少地方，地方政府和幫扶單位對扶貧產業包辦比較多，一些地方不但無法通過消費扶貧來解決產品銷路問題，也缺乏本土經營人才，當扶貧產業在脫貧攻堅之后，無法順利移交給當地，。

在葉興慶看來，要通過推進鄉村振興，使低收入人口能夠跟得上現代化的步伐，就要去著力提高他們的內生性。比如在產業幫扶方面，盡快明確外部幫扶單位的職責邊界，建立正向激勵機制，引導脫貧地區充分參與市場競爭，提高可持續的資本發展能力。

對低收入戶要分類指導和幫扶，通過培訓、市場和資金解決有勞動能力但是沒有技能的問題，通過社會保障程度解決沒有勞動能力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鄉村振興從國家層面要解決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協調問題。但是在實施鄉村振興過程中，農村內部差距也是很大的。對此，重慶提出鄉村振興重點幫扶鄉鎮，浙江提出通過數字化瞄準農村的低收入人口。

“要讓農村底部的那些人，低收入人口在這一輪鄉村振興中能夠獲得更多的扶持，能夠分享到更大比例的鄉村振興紅利，這樣才能夠朝著共同富裕的目標邁出實質性的步伐。”葉興慶表示。

在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張琦看來，無論從資金投入或者社會保障，以及城市和農村和區域脫貧地區和其他地區在政策方面，還需要國家政策傾斜和優先，這樣才能為鄉村振興和緩解相對貧困打好基礎。

“我們綠色生態產品價值等方面的政策已經出臺，這在貧困地區和脫貧地區更有優勢，也有潛力，只要政策包括綠色資源、生態資源的產品價值資產化、資本化、市場化，能夠進行一些大膽的探索和創新，綠色生態資源的資產價值就可以通過評估、抵押、交易、證券化和資本化得到很好的體現。由以前的綠色生態脫貧到綠色幫扶，到未來綠色振興，這也契合未來五大振興之一的生態振興。”張琦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