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立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機制，健全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機制，是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具體路徑。現實中，改革面臨的是一個個具體問題：社會力量如何更好地參與公共文化服務？什么樣的公共文化空間能讓盡可能多的普通人獲益？近日，《民進中央：關于健全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機制的提案》受權發布。民進中央文化藝術委員會副主任、浙大城市學院文化與創意產業研究所所長、浙江省公共文化理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阮可接受《中國新聞》報采訪，圍繞提案內容，分享他在相關調研中的觀察與思考。　　普通人如何“入場”？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重大任務，明確改革路徑和具體舉措。關于其中“健全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機制”這一要求，各地政府近年來展開相關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可以從優化機制的層面去解決。

“舉個例子，有位退休企業家每年自費舉辦藝術展、美術展，雖然可以申請一定的補助或享受免稅優惠，但這位企業家覺得辦理程序很繁瑣，所以寧愿全部自掏腰包。”一年花費一兩百萬元人民幣，于這名企業家而言是出于公益，但阮可思考的是，繁瑣流程是否可以簡化？另外，這位企業家有情懷也有相應的財力，如果一名熱愛藝術的普通人或一個小微企業體量的團隊想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是否必須“帶資”入場？一個好的運營團隊是否可以“技術入股”？面對后面這種情況，政府是否可以提供兜底性資金支持，讓社會力量更容易參與公共文化服務？

堅持公益性與可持續發展

關于“降低門檻”，《決定》提出的“推進公共文化設施所有權和使用權分置改革”是路徑之一。“兩權分置”改革是通過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置，引入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設施運營管理，通過企業化運作來提質增效。

“有的地方建了‘高大上’的公共文化設施，建好之后，運營卻出了問題。”阮可在調研中發現，這其中有機制層面的原因。各地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絕大多數是公益一類事業單位，它們是“收支兩條線”，即有了創收要全額上繳，不能直接用于發放員工獎金。“如果有員工開發文創產品，賺了錢，相關收益卻不能用于獎勵這名員工，長此以往，員工難免失去積極性。”對此，目前有些省份已開始探索將文創開發收益用于激勵在文創產品開發設計、經營管理中作出貢獻的人員的辦法。

北京大運河博物館內的書店。(資料圖) 中新社記者 楊可佳 攝

阮可看到，現在很多城市有復合體公共文化空間，市民來看書、買書，逛累了坐下喝杯咖啡，離開時選購書店文創帶回家。“逛書店”變得更好玩了，“更多市民愿意來，運營團隊賺到了錢，這樣才能可持續發展”。

公共文化空間可以出現在城市各個角落。阮可曾關注到杭州一個案例：某小區的架空層此前堆滿雜物，后來有從教培行業轉型的小微企業將其租下，改造成公共文化空間，利用原有專長，組織親子活動、研學活動，收費比市場價格便宜，既養活了自己，又為社區居民提供了免費閱讀等公共文化服務。政府對此很支持，區里的圖書館還為其配送圖書。阮可認為這個模式值得參考，但也有一些潛在問題需政府進行監管，如禁止運營方“辦卡吸儲”，防止其盲目擴張后“爆雷”，好事變壞事。　　新型公共文化空間“新”在哪？

如何讓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參加公共文化空間建設，并在保障公益性的前提下，讓運營團隊擁有“造血”能力？浙江進行了很多探索實踐。

阮可舉例道，杭州圖書館聯合多家單位打造遍布全市的“杭州鄰里閱讀空間”，杭州市余杭區圖書館依托社會力量成立了數十家“余閱空間”，這些閱讀空間建在社區里，經常開展讀書會、互動游戲等活動，為市民提供了便捷、普惠的新型公共文化服務，確保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

因為受歡迎，這類閱讀空間的數量不斷增加，提供的服務也愈加多樣。有的閱讀空間里開設了“創客空間”，用平臺化思維為創業者提供一站式服務，如牽線搭橋幫助項目孵化等。

此外，近年來浙江在全省范圍內推廣比“城市書房”體量更小的“閱讀驛站”，利用商圈、園區、銀行、郵局、機場、車站等“邊角”空間，打造“小而美”的公共文化空間。這些“驛站”可以與咖啡店、奶茶店嵌合，讓茶香和書香融合在一起，離年輕人更近，“提升全民閱讀氛圍，這是一種四兩撥千斤的方式”。阮可認為，對于民眾來說，這些深入城市“毛細血管”的“驛站”，讓品質文化生活更加“觸手可及”；對于參與運營的社會力量而言，這種輕資產、嵌入式、幾乎“零門檻”的微型文化空間促進了就業，也成為促進文旅消費的一種新業態。(完)(《中國新聞》報記者 程小路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