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寧元年（1068年）七月，大文豪蘇軾和弟弟蘇轍為父親蘇洵服喪丁憂期滿之后，從家鄉四川眉山返回京城開封。朝廷任命蘇軾以殿中丞、直史館授監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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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寧三年（1070年）四月，大畫家、詩人文同到京城開封任職，知太常禮院，負責擬定朝廷、宗室禮儀制度等事務。文同（1018年~1079年），字與可，號笑笑先生，人稱石室先生，北宋梓州永泰縣（今四川省鹽亭縣）人。文同是著名的文人畫家，以畫墨竹聞名于世，“胸有成竹”這個成語就出自于他的畫竹理論。
蘇軾在陜西鳳翔工作時，便與文同一見如故，兩人結為了忘年之交。蘇軾對文同的德藝極為佩服，稱贊文同“詩一、楚辭二、草書三、畫四”，為文壇四絕。他虛心向文同學習書畫技藝，宣揚文同的繪畫理論，成為文同開創的中國文人畫派“文湖州竹派”的得力干將。
文同到京城任職，與蘇軾都居住在開封西岡。知己久別重逢，更加親密無間。他們時常往來，隔三差五就要相會。文同后來在《往年寄子平》詩中回憶他們這一時期交往的美好時光：“往年記得歸在京，日日訪子來西城。雖然對坐兩寂寞，亦有大笑時相轟。”兩人經常聚在一起品茗閑話，有時也會寂寞對坐。這個時候，蘇軾總能找到玩笑話題，一陣侃大山之后，兩人又會大笑起來。
京城開封西郊，緩緩流淌著一條名為“二里”的小溪。小溪沿岸林木茂密、景色優美。文同、蘇軾常常相約在溪邊漫步，或者騎馬順著溪流前行。他們信馬漫游，興致勃勃，樂此不疲，常常流連忘返。文同在《初入二里》詩中寫道：
樹色交山色，蟬聲雜水聲。
客懷殊不倦，信馬此間行。
就在當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開始實行“熙寧新政”。伴隨王安石變法而來的是朝廷新黨勢力與舊黨勢力的激烈斗爭。蘇軾、蘇轍兄弟因為反對新法，淪為舊黨成員。當時，文同已年過五十，歷經了宦海沉浮，人情練達、不露鋒芒。然而，同樣在朝為官、時年35歲的蘇軾卻是年輕氣盛，往往不平則鳴，時時按捺不住內心對新法政策的不滿。
文同雖然采取了“君子不黨”的超然態度，但仍然感受到了身邊政治風暴的咄咄逼人。他決定離開開封這個政治斗爭的是非中心，到地方州郡去工作，于是向朝廷請求到故鄉蜀地任職。不久，朝廷批準文同的請求，任命他以太常博士出知陵州（今四川仁壽）。
面對復雜紛亂的政治斗爭形勢，文同常常告誡蘇軾要謹言慎行、明哲保身。蘇軾不以為意，繼續對新法提出異議，終被新黨排擠，被迫外調，出任杭州通判。這時，文同又寫詩告誡他：“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然而，蘇軾并未在意文同的深謀遠慮、苦口婆心，照樣寫詩作賦，張嘴即來，時時諷刺、挖苦新法。
到了元豐元年（1078年），文同奉朝廷之命擔任湖州（今浙江吳興）知州。故而世人尊稱文同為“文湖州”，稱其開創的墨竹畫派為“湖州畫派”。元豐二年（1079年）正月二十日，文同在赴任湖州途中，在陳州（今河南淮陽）病逝，享年61歲。文同的病逝讓親友們悲傷不已，蘇軾更是號啕大哭，接連幾天都傷心得茶飯不思。
隨后，朝廷又命蘇軾接替文同出任湖州知州。上任之時，按照慣例，蘇軾上書朝廷報告到任、謝恩。在這份謝恩表書中，蘇軾寫道：“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意思是我就不奉陪新黨那些得勢小人了，姑且到地方來管管牧養小民的雜事。正是這句話惹怒了新黨，他們于是緊抓不放，在蘇軾的詩文中尋章問句、曲意歪解，污蔑蘇軾不學無術、藐視朝廷、妖言惑眾和毀譽圣上。
御史臺彈劾蘇軾的奏章一封接一封，不斷送到宋神宗面前。神宗震怒，批示御史臺，立刻派人趕赴湖州抓捕蘇軾，將其強行押往京師受審。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爆發了（烏臺，即御史臺。漢代，因御史臺辦公地周圍廣植柏樹，終年烏鴉棲息，故稱御史臺為烏臺）。
在被押解前往京城的路途中，蘇軾日夜膽戰心驚、誠惶誠恐。他料定自己此去京城兇多吉少，不但頭上烏紗難保，搞不好連小命都會丟掉。蘇軾心急如焚、悔恨交加，甚至有了輕生的念頭。據他后來在《杭州召還乞郡狀》的文章中回憶：“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終究因吏卒看守太緊，而未能實施。
然而，蘇軾雖然悔恨自己言多必失、因詩獲罪，卻始終改不了他的文人天性——詩歌創作的沖動。在解押途中，他又是有感而發，寫下一首短詩《吳江岸》：
曉色兼秋色，蟬聲雜鳥聲。
壯懷銷鑠盡，回首尚心驚。
時值初秋，層林盡染，涼風習習。一大早，蘇軾就被吏卒喝罵著催促上路。他們行走在吳江岸邊，耳旁蟬聲夾雜著鳥聲，嘰嘰喳喳、無休無止，實在令人心煩意亂。此刻，往日欣賞宜人秋色的閑情逸致早已不見蹤影，油然而生的是“恨別鳥驚心”的凄涼。
對比文同的《初入二里》和蘇軾的《吳江岸》可以看出，蘇軾學習模仿文同詩歌的痕跡是非常明顯的。此時此刻，蘇軾更加懷念好友、恩師文同，后悔自己當初沒有聽取他的諄諄教誨，以至于現在惹禍上身。
蘇軾這首《吳江岸》的詩眼在“銷鑠”二字。這二字正是詞語“銷金鑠骨”的縮寫，形容誹謗的言論害人之烈足以殺人于無形。蘇軾明白自己是被那些維護新法的小人所污蔑、陷害。他們的讒言就如同耳邊紛亂嘈雜的蟬聲、鳥聲。那些小人將惡毒的誣陷、詛咒化為無數利劍刺向自己，使自己的滿腔熱情頓時消磨殆盡。這分明就像漢代鄒陽的《獄中上書自明》所言“眾口鑠金，積毀銷骨”。
據《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記載，西漢時期，臨淄（今山東淄博）人鄒陽因為正直敢言，遭人嫉恨。一些人紛紛向梁孝王進讒言，誣陷他。于是，梁孝王震怒，將鄒陽打入死牢。鄒陽在獄中上書《獄中上書自明》，向梁孝王表明忠心，為自己辯護。梁孝王看完鄒陽的書信深受感動，就釋放了鄒陽，重新信任他，并委以重任。
蘇軾被抓入御史臺牢房之后，經受不住輪番審訊、凌辱，沒過多久就承認了自己的罪名。然而，神宗皇帝卻并不滿意蘇軾的招供。他認為蘇軾定然還有隱瞞，下令必須徹底查出所有涉案人員。蘇軾又被御史臺通宵達旦地進行審問、侮辱。他不得不交代、指認和自己一起諷刺反對新法有關的親朋好友、師長門徒，牽連出的人員越來越多，直到神宗皇帝點頭才作罷。
最終，王詵、王鞏、蘇轍、張方平、黃庭堅、范鎮、司馬光等29人被追究、處罰，文同、歐陽修、張先等50多人被認定為情節輕微，不予追究。文同因為病逝而躲過了“烏臺詩案”這場劫難，這又未嘗不是“不幸之中的萬幸”。
元豐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蘇軾在御史臺被囚禁130天之后終于獲釋，并在兩個月后被貶官黃州（今湖北黃岡）。
